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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地下党广西梧州联络站
作者:文|翟显长  发布日期:2020/2/28 阅读次数:
1935年,葛天回夫妇与熊氏母亲在梧州广西大学鹤山洲教授宿舍合影。(资料图片)
1950年初,省政府秘书长徐健生(前排右一),中共贵阳市委书记、市长秦天真(前排右二)等到贵大看望葛天回(后排右四)教授,在花溪公园合影。(资料图片)
  贵州地下党广西梧州联络站,虽然只存在了短短8个月——从1935年9月到1936年4月,却在贵州革命史上留下了深远影响。这个革命火种的中转站,在贵州地下党危难关头接纳、掩护了秦天真、徐健生、刘茂隆(雪苇)等省工委成员,在保存革命有生力量的同时,还在广西大学贵州籍学生中发展了夏国佐、高昌华等同情、支持革命的进步青年,为党组织输入了新鲜血液。秦天真、徐健生等共产党人对葛天回教授一家知恩图报,葛教授一家无私资助共产党人建立地下联络站,共产党人与民主人士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堪称贵州党史上一段佳话。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参照不同参与者的回忆和记述,完整呈现贵州地下党广西梧州联络站这一段历史,让后人感受早期共产党人进行革命斗争的艰难、革命历程中革命者曾经有过的惨痛牺牲、革命者本人及其家庭的艰辛付出、民主人士进步人士对革命的积极支持拥护,从而携手共进,更加珍惜今天我们全社会来之不易的和平、稳定、安宁和团结!

  关键时刻 果断决策
  1935年1月,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后,林青为寻找红军与党取得联系,从贵阳、榕江、思南等地辗转到遵义,住在“丁字口”其姑妈家。
  在红军召开的一次群众大会上,林青巧遇在上海同狱的难友吴亮平(1908—1986,1927年入党的老党员,著名无产阶级政治活动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翻译家;时任红一军团地方工作部长、中央纵队秘书长)。老友相见,拥抱叙旧,林青讲述了毕节、贵阳地下党的大致情况。吴亮平听后惊喜万分,同林青相约次日再见后,立即向上级汇报了情况!
  第二天晚上,吴亮平把林青带进了一间茅草屋。屋内坐着一个大人物,正在秉烛夜读——当年他叫“罗迈”,也就是解放后曾任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1896—1984,湖南长沙人;1916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与毛泽东、蔡和森等校友结识,一起创建新民学会;1919年赴法国留学,参与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筹建工作,成为最早的党员之一;八七会议后,一度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党主要领导人之一),长征中任中央局组织部长兼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林青向李维汉详细汇报了贵州地下党的工作情况:建立了毕节“三人”(林青、秦天真、缪正元)党支部;建立了毕节“草原艺术研究社”,举行了公演,发动了学潮,革命活动却遭反动当局破坏镇压;在毕节发展“范营长”范敬章入党,使其五六百人枪为毕节支部所掌控;到贵阳“高家花园”建立了贵州省“九人”工委,正在开展工作……李维汉喜出望外,马上将相关情况汇报给党中央。
  很快,李维汉就代表党中央承认和肯定了贵州地下党的工作——“我们在遵义城外一个农民家中开会,经中央批准,成立了中共贵州工作委员会,成员有林青(工委书记)、邓止戈(工委委员)、秦天真(工委委员)等,仍由林青负责。”(李维汉《回忆与研究》)根据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的决议,李维汉传达中央指示批准成立中共遵义县委员会,县委书记由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书记林青兼任。李维汉还向林青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鼓励贵州全体党员要在白色恐怖下英勇顽强地坚持斗争……会后,林青迅即返回贵阳“高家花园”,传达了中共中央给中共贵州省工委及遵义县委的指示,使贵州地下党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按照中央的工作指示,林青回到贵阳后即建立军事小组,培养和发展党员,壮大党的各级组织。几个月后,全省已有11个县和贵阳地区10多所学校建立了县委、支部或小组,形成以省工委为核心的党的体系,领导全省各族人民开展革命斗争。
  1935年4月,蒋介石委派陈惕庐(曾担任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职务,后叛变投敌)为贵州省党部设计委员、肃反委员,其特务组织给贵州地下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严重威胁。7月19日、20日,贵州地下党机关设在贵阳万宝街的联络点被破坏,省工委书记林青、成员刘茂隆(1912—1998,又名刘雪苇,水城郎岱人;1931年贵阳中等师范学校毕业,赴上海加入左翼作家联盟,被选为左联第二届执委;193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8月底在贵阳成功越狱;1936年后在国统区从事地下工作;1937年到延安,以文集《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等,受毛主席称赞赏识;解放后曾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顾问等;《中国文艺理论家辞典》内有评介),贵州地下党遭受重大损失,此事震动山城贵阳,震动全省地下党组织,在贵州党史上被称为“七•一九”事件。“七•一九”事件发生后,秦天真即安排邱照(徐健生)等共产党员到乡间暂避,并果断下令停止外围组织的一切活动。而他自己仍留在贵阳,谋划营救被捕同志。
  “梧州广西大学,高昌华和孙师武在那里。那里是我们找到秦天真同志的一个联络点。这个联络点只有高昌谋、高昌华、秦天真、徐健生、孙师武、尹素坚知道。‘七•一九’事件后,高昌华、孙师武到广西大学。他们早就清楚我们是共产党人,坚决支持我们。他们在关键时刻曾和我们约定:你们危急时,可以到梧州广西大学来,我们可以起点作用,掩护你们。我们建了这个联络点。”(《贵州党史资料》第五辑节录)对建立贵州地下党梧州广西大学联络站的原因和背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任贵州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顾问委员会主任的徐健生在《关于贵州地下党的情况•我和秦天真在梧州广西大学》中留下了上述记述。
  1986年第3期《贵州党史资料通讯》,收录了毕节革命老人孙师武(1909—1998,今毕节金海湖新区小坝镇汉屯村人,家庭经济条件相对富裕;1933年冬,从省立模范中学〈今贵阳一中〉放假回家的孙师武,作为主要捐资者,与从上海转回毕节开展工作的林青、缪正元及在毕节县中学教书的秦天真共同建立“草原艺术研究社”,宣传抗日救国思想;1935年考取梧州广西大学。1938年,孙师武同家族中共产党员孙煊一道,在家乡创办贵州省第一所“抗大式”学校——邻里小学;生前曾被吸收为毕节县政协委员、常务委员)的《贵州地下斗争回忆》。在这篇回忆录中,孙师武也记述了成立贵州地下党梧州联络站的更多具体情况:
  “七•一九”事件后,大家必须马上离开贵阳,分散隐蔽。7月22日,我约高昌华一起,离筑(贵阳简称)到梧州,准备考入广西大学,以便地下工作同志危急的时候,有个退路。秦天真同志希望我们在那里建立一个联络点,便于疏散转移贵州地下党的同志。我们为什么会想到去广西呢?因为贵州省教育考察团到广西大学参观回来,介绍说,毕节有个葛天回在广西大学当系主任,所以,我们决定到广西大学找葛老先生(葛天回时年38岁)。
  我和高昌华在葛家住了一个多月,才参加考试。考试后,葛老师向校长马君武(1881—1940,国民党元老,中国同盟会章程八位起草人之一,近代获得德国工学博士第一人;著名政治活动家、教育家、旧体诗诗人,曾任孙中山革命政府秘书长、广西省省长、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教育总长等职,创办广西大学并担任首任校长)说,我们贵州人才少得可怜。马君武就给改卷子的人说:“把这两个人分数放宽一点。”于是,我和高昌华就考取了广西大学,这里,就成了贵州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点。我们虽然在广西大学读书,心中总是惦记贵州地下党的情况。
  成立贵州地下党梧州广西大学联络站,正是秦天真、徐健生等贵州地下党领导同志在“七•一九”事件严峻形势下因地制宜相时而动的随机应变之举。

  风雨如磐 同舟共济
  失去组织联系的中共党员董亮清在狱中当看守,决定帮助林青、刘雪苇越狱。但他一次只能押解一个人,越狱的机会也只有一次。董亮清和他们商量时,林青告诉刘雪苇,自己被打成重伤,身体不能恢复,出去对革命事业也不能再做贡献。林青以省工委书记的名义,决定刘雪苇一人越狱。预定时间来临,林青竭尽全力摇响狱窗,大声喊叫,把监狱看守吸引到自己身旁,帮助刘雪苇越狱。刘雪苇越狱成功后,国民党特务对林青下了毒手。1935年9月11日,林青作为“共党要犯刘应生”在贵阳被国民党贵州绥靖公署警备司令部下令枪杀。壮烈牺牲时,林青年仅24岁。
  刘雪苇出狱后,即按秦天真安排,从贵阳到梧州广西大学寻找孙师武、高昌华。得到高昌华资助,刘雪苇逃往上海(《世纪伴侣》内有相关叙述)。而秦天真、徐健生等贵州地下党的负责人,也相继来到梧州。以下是孙师武老人的回忆:
  1935年9月,我正在教室听课,工友跑来喊我说:“有个贵州来的人找你。”我给老师请个假,下楼来一看,是刘雪苇。我把军训用的皮带、绑腿打好,像军人一样走了出来,把刘雪苇安顿在梧州码头一个小旅馆里。刘雪苇又讲了他越狱的经过:有个看守叫董亮清,带他出来解手(溲);这个看守将帽子、枪支、子弹丢掉,两人就翻墙跑了;出来后,秦天真告诉他,孙师武在广西大学搞了一个联络站,他就跑到这里来了。刘雪苇走后,大约在10月份,秦天真也到梧州来了。秦来后,见了我和高昌华,告诉我们林青牺牲了,他也要到上海去找雪苇。
  1936年2月,秦天真又从上海转来梧州。他说上海生活无着,想回贵州。我在梧州找了一个旅馆。住了两个多月,他没有到广西大学来。4 月底,徐健生也到梧州来了。我找葛先生盖个章把他担保下来,安顿他住在鹤山洲的一个小馆子楼上,说是准备考大学的。
  徐健生则在其遗著《关于贵州地下党的情况•我和秦天真在梧州广西大学》中,记述了自己到达梧州的前后情况:
  我离开贵阳去梧州时,路经都匀,在都匀中学找高言志(1911—1986,贵阳“高家花园”高廷瑶裔孙,时任省工委成员。1934年6月参加革命工作,193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高言志利用其特殊身份,不惜冒生命危险为党工作,在后勤、事务、情报、经济等方面做出了可贵的贡献。1981年9月至1983年1月曾任贵州省财政厅顾问),他给了我十几元钱作路费。我从都匀坐汽车到柳州,又从柳州坐船到梧州。我把行李放在旅馆,就去广西大学找孙师武、高昌华。我刚走上他们的宿舍楼,就在楼梯上遇见孙师武、高昌华、秦天真下来,我顺利地找到了他们。当时秦天真同志是住在梧州城的旅馆里。我通过孙师武、葛发声(毕节早期地下党员之一,1938年任毕节县工委组织委员。1940年因欲将国民党军统特务杨某之妹发展入党暴露身份,被国民党贵州省党部调查统计室逮捕后变节。1950年被人民政府镇压)找到了我的同乡、广西大学教授葛天回先生为我作担保,我就在他们校园边一家小饭店的楼上住了下来。以后我向秦天真同志作了工作汇报。秦天真当时从上海回来,正准备回贵州。
  两个毕节革命老人的回忆互相补充,让我们了解了贵州地下党在梧州联络站开展工作的诸多历史细节。

  慷慨解囊 无私资助
  在梧州广西大学校园外的鹤山洲,贵州地下党联络站人员与葛天回教授夫妇及家人和睦相处,其乐融融——
  “葛天回明知他们是共产党,通过开书铺来宣传革命的,出于对反动派捕杀爱国人士的痛恨和对革命的同情,就冒着生命危险盖章作了担保。”(《世纪伴侣》内相关叙述)
  “8岁,贵州有一批学生来考西大,有葛发声、高昌华、孙师武、夏国佐、陈代奎等,他们常到我家。”“9岁。并不知道贵州地下党在梧州西大设的联络点,就在我们家所住的鹤山洲的小饭馆里。同乡学生葛发声、高昌华、孙师武、夏国佐、陈代奎等都常来家。有个个子高的人大概是徐健生,把葛美(葛天回长女)扛在肩上。美妹调皮,常与叔叔们暗抽坐椅开玩笑。一位叔叔在她的纪念册上写道:‘开玩笑时尽可以抽人家的坐凳,工作中绝不能拆人家的台!’”(葛真《哺育深恩犹未报》)
  当时贵州地下党的工作条件极为困难,活动经费得由高言志这样的共产党员,由孙师武、高昌华这样同情、支持革命的大学生提供。而这些大学生的经济来源,只能是其境况相对较好的家庭。就在这样的艰难困苦中,一子五女、妻子在家待业、还要赡养继母熊氏的葛天回教授,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联络站提供了雪中送炭的经费支持——
  “当时秦天真改名余汉生,邱照改名徐健生。他们身上没有钱,我家里每年也只寄两百余元,而秦天真住旅馆一天要花一元多。钱不多,我就向葛师母三十二十的借,家中寄来就还。我们决定三人一起回贵州。我向葛师母借了80元,只够两人路费。秦就说,他和我先走,到毕节可找徐的父亲寄路费给徐,徐再走。于是,我把徐健生交给高昌华,自己借故休学,与秦一起回贵州。到了都匀,高言志在都匀师范当会计,秦就留在高言志那里了。高言志给了我30元,我就经贵阳回毕节,找到徐健生的父亲,给徐寄了几十元,叫他回毕节。”(孙师武)
  “我们商量后决定一起回贵州。我们没有路费不能走,就去找孙师武、高昌华商量,最后决定秦天真先走。我等高昌华找到了钱,加上葛发声从葛天回先生那里凑来的一些钱,才离开那里,回到贵阳、毕节活动。我和秦天真同志的处境是极端困难的,衣食住行都靠朋友。我的同乡葛天回先生一家给了我们很多帮助。孙师武也是学生,他就去找葛师母借,家里寄来再还。秦天真同志走时,路费不够,也是孙师武向葛师母借了一些。还有一位夏国佐同志,在梧州广西大学我才认识两三个月,我们从梧州一起回来。他慷慨地答应我的要求,欢迎我到他家暂时住宿,我就把行李放到他家。当敌人追踪我的时候,我就跑到其家住,第二天才从他家脱险逃走了。”(徐健生)
  在梧州,除支持地下党员徐健生300大洋外,贵州学生经常在葛家住宿、吃饭,并常得到葛师母的接济。(《世纪伴侣》内相关叙述)
  在广西大学任教期间,中共贵州地下党人邱照等到梧州进行革命活动,葛天回热情为其租赁住房作为党的秘密机关,并资助活动经费。(2000年4月出版《贵州社会文明的先导——历代著名教师》安永新文章,《毕节地方志•人物志》糜崇习文章)“我和秦天真同志处境是极端困难的,衣食住行都靠朋友。我的同乡葛天回先生一家给了我们很多帮助。”徐健生写在回忆录中的这几句话,表达了他和秦天真对患难与共的“朋友”们尤其是毕节“同乡葛天回先生一家”的由衷感激。

  知恩图报 相濡以沫
  随着秦天真、徐健生等相继离开,贵州地下党梧州联络站活动自然终止——
  “1937年我返校复学,秦天真也要到上海,于是我们三人同路。到了梧州,才知道马君武校长换了,葛老师已到广州中山大学去了。我找不到着落,就与他们一齐坐船经香港转上海。”(孙师武)
  1937年,孙师武带秦天真、毛景周三人到梧州时,才知道马校长换了,葛老师已到广州中山大学去了。他们无法落脚,就坐船去了上海。(《世纪伴侣》内相关表述)
  贵州地下党梧州联络站停止了革命活动,葛天回教授同共产党人的交往却没有间断——
  1942年秋,贵州大学成立,葛天回回到阔别30年的家乡,担任贵州大学土木系教授兼系主任。1944年秋,葛天回教授应毕节富商、私立弘毅中学(毕节一中前身)董事长刘熙乙盛情邀请,回毕节担任学校历史上第四任校长。他从贵阳带来的一批优秀教师中,就有自己昔日的弟子——广西大学的进步学生夏国佐、高昌华。夏国佐曾任弘毅中学教务主任,是葛校长抓教育教学工作的左膀右臂,解放后任省畜牧学校校长。高昌华曾任弘毅中学体育教员,解放后任贵州大学、昆明工学院教授。
  九死悔犹未,蜷然恋故秋。
  寸心思拨乱,何处觅同俦?
  水为出山浊,钢化饶指柔。
  伊谁如晦夜,风雨话幽忧?
  这是葛天回教授作于1946年的五言诗《感怀》,抗战胜利后,国家很快又陷入了黎明前的黑暗。这一年的上半年,毕节地方反动势力异常猖獗。进步教师高昌华、夏国佐等,因白色恐怖先后离校。国民党毕节县党部派“教员”来校监视,又在学生中发展三青团员,成立反动党团组织。葛天回因为倡言民主,被县党部列为50人抓捕名单的第一名,愤然辞去弘毅中学校长职务。下半年,葛天回转任毕节县立中学校长,校址由老毕节“新村路”(原毕节卫校附近)迁入虎踞山下“刘家祠堂”,长子葛真考入贵州大学机电系。(《世纪伴侣》内相关表述)
  1947年春,贵州大学工学院院长竺良甫教授邀请葛天回重返贵大任土木系主任。经过葛氏苦心孤诣的努力,贵大土木系很快得以恢复。1949年,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捷报频传,人心盼望早日获得解放。在短短几个月里,葛天回阅读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大量进步书籍,他说:“这里面蕴藏着救国真理。过去没有机会阅读,现在一两个月胜读十年书。”有人劝他去广州,他却毅然选择留下,说:“国民党已经垮台!共产党能战胜国民党800万军队,必非偶然。共产党会用人,我们何必走?”
  而秦天真、徐健生等贵州地下党领导人,也没有忘记曾经无私帮助过党组织的葛天回教授及其家人。1950年初,贵州省政府秘书长徐健生就同贵阳市委书记、市长秦天真等一起,专程到花溪看望葛天回教授和被反动派逮捕刚出狱不久的陈述元教授(湖南益阳人,西南联大毕业生,著名旧体诗诗人,曾任贵州大学、昆明工学院、云南民族大学教授;1951年11月曾在北京要到毛主席“贵州大学”亲笔题词),在花溪公园合影留念。当时贵州大学特别发给葛家300斤大米,葛天回说:“我不愿特殊,请把这米作为预支工资!”军代表陈大羽同意了他的意见。以“还债”为名,秦天真又特别赠送葛天回人民币20万元(旧币,面值相当于现在的20元)补贴家用。从贵大办公室出来,走到没有修完的图书馆前面,听葛天回说图书馆是他设计的,秦天真觉得风吹雨打太可惜,就同徐健生商量,拨一笔经费把后续工程完成。
  葛天回1897年出生于毕节咸宁巷“一门父子两进士”的葛家“进士第”,上海南洋中学毕业后考入交通大学唐山学校(原名“唐山工业专科学校”)学习土木工程,是著名桥梁建筑学家茅以升先生的得意门生,“五四运动”期间成为交通大学3名学生请愿代表之一,大学毕业后曾任吉敦(吉林—敦化)、吉长(吉林—长春)铁路工务员将近10年,是从毕节县城走出去的第一位现代大学生、第一位工程师、第一位大学教授。秦天真、徐健生等来自毕节家乡的共产党人的信赖和器重,在葛天回身上激发出了忘我的工作热情!“深喜年过五旬,还能看见中国复兴”“国家事再小都是大事,自家事再大都是小事”,他成立路灯管理委员会,组织翻修马路和下水道,手把手教会工人配料修筑贵州第一条水泥路——贵阳中华北路,主持修复甲秀楼、弘福寺、东山和花溪等名胜古迹,同秦天真院长一起创办贵州工学院,以“真刀真枪”的毕业设计为贵州土木建设工程培养了不少技术骨干。在贵阳,他留下了黔灵水库、黔灵公园、“解放贵州烈士纪念碑”等经典规划设计,也为全省的科教事业做出了泽被后世的贡献。(作者系毕节二中教师、资深文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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