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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室、书店和文具社的故事
作者:文|赵秀梅  发布日期:2020/4/2 阅读次数:
毕节草原艺术研究社活动阵地之一—陕西庙戏楼(资料图片)
  1934年下半年,在毕节县城南门口一间普普通通的民房里,经常有一些年轻人出入。这间民房就是进步青年秘密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了解国际国内形势的场所,名曰“我们的读书室”。
  原来,1933年冬,中共地下党员林青、缪正元在毕节进步青年秦天真、徐健生等的支持下,在毕节女子小学(今毕节二小)创办了毕节地下党领导的第一个群众团体组织——“毕节草原艺术研究社”(以下简称“毕节草原社”),以进步人士和进步青年为对象,以绘画、演剧、歌咏等形式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逐渐唤醒了沉睡中的民众。毕节草原社的活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他们不断派人进行捣乱和威胁。为避免遭受大的损失,毕节草原社在1934年6月停止了活动。之后,毕节地下党支部以毕节草原社骨干宁起鲲、宁起枷、尹司农等进步青年为主,在南门口的这间民房里办起了“我们的读书室”。
  在“我们的读书室”,进步青年可以广泛阅读马列主义及各种有益书籍,如《进化论》《物种起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等。打入国民党毕节专署任保安司令部参谋长的我中央特科成员卢育生等地下党员,为了更好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也经常利用合法身份串门,到“我们的读书室”与大家接触,更广泛、更深入地了解毕节的情况,与毕节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为毕节地下党联系武装迎接红军进占毕节做好了准备,也为毕节地下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培养了一批进步青年。
  时光稍纵即逝,转眼间已到1937年,“我们的读书室”已开展活动3年。一批批进步青年在这里学习到了学校课堂上学不到的内容,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深的认识。他们在革命的熔炉中不断成长,有的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共产党员邱在先、熊蕴竹、阮明伦、陆鸿章与进步青年孙师武商议,为了进一步宣传马列主义、十月革命,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必须努力加大宣传力度和拓展教育面。经过认真准备,他们几个人率先集资,租用毕节城内福建会馆天上宫房(在今七星关区威宁路)设立门市部,成立“群益书店”。全店有共产党员、进步青年24人,由阮明伦任经理、陆鸿章任采购、刘传铎管账务、何明忠为营业员。
  1938年4月,“群益书店”从贵阳、广州等地购买进步书刊,成为由省工委领导的熊蕴竹任地下党支部书记的贵阳“生活书店”“读新书店”的直接销售点,《列宁选集》《论持久战》《联共(布)党史简明课程》《新华日报》等在书店公开销售。进步人士周素园曾到“群益书店”购买马列主义著作和革命书刊。
  可惜好景不长。1938年底,“群益书店”的活动被国民党毕节县党部嗅出“赤”味,于是经常派一些特务对书店进行监视,有时干脆到书店以检查为名,有意找岔没收书刊,盘问进出书店的青年,同时指使邮电局扣发外地寄来的书刊。为了分散敌人的注意,避开其“鹰犬”,毕节县工委决定转移目标、扩大业务。于是,另外在毕节城区租用邵仁梦的房子(今七星关区威宁路65号)成立了“七月文具体育用品社”(以下简称“七月书店”)。书店门市出售体育、文具用品,后面仍旧出售革命书刊。经营书店的16人中,有8人是地下党员。
  1940年,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毕节的天空阴霾密布。由于叛徒告密,“七月书店”再次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仇视。一个阴雨绵绵的早晨,一群荷枪实弹、气势汹汹的特务砸开店门,冲进书店,没收了店内书籍,将书店查封。共产党员邱在陵、阮明伦,进步人士孙师武、邓光表等相继被捕。已暴露身份的党员根据上级党组织的安排,迅速撤离毕节,其他未暴露的同志继续寻找职业作掩护,直到毕节解放。(作者单位:七星关区教育科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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